怀念贺康明先生

宝芳丞bi

一   

　　先生生前和我同住在学校门口的一排旧式瓦房里，那瓦房其实是由学校的老式教室改造而成的。先生住在东头，我住在西头。   

　　从我家到先生门前只有二十步，从先生门前到我家也只有二十步。我每天上课，都要经过这一段路程，下课归来，也要经过这一段路程。   

　　记忆中，先生总爱在白天面向门口端坐着，静默地看着屋前来来往往的行人，清瘦的脸上带有慈祥的笑意，一双特别有神的眼睛配着一头雪白的寸发，显得格外精神。   

　　而今，这位白发的先生不在了，他的房门紧闭着。先生不在了，可这二十步的路程还在呀！再次走过先生的门前，看着熟悉的门锁和锈迹斑斑的门面，心中有种酸楚的感觉。两岁的儿子每每来到先生的门前，也会用小手推推紧锁着的门扉，问我：“爸爸，爷爷怎么不开门？爷爷到哪儿去了？”“爷爷出远门去了，再也不会回来了，”我认真地告诉儿子，然后默默地拉着他走开，此时我的心情万分沉重。   

　　2009年8月31日，是先生去世的日子。那一天，学校和往常一样平静。高三的暑期加班课已经结束，高一新生还没报名。学校正值这间歇的当儿，校园里静悄悄的，可就在这个静悄悄的早晨，先生静静的走了。先生生前不愿麻烦别人，临走也不愿惊扰别人。在先生去世的前一天，他的几个学生都来看望他，都说那一天是他们见过先生病后精神最好的一天，可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先生却在最好的一天夜里静静的走了，像枝头掉落的一片秋叶，悄无声息迪随风去了。   

　　   

　　二   

　　我是2004年9月来复兴中学教书的，当时仅知道先生是一位退休教师。虽然天天从先生门前走过，但看着先生从不打扰别人，我们晚辈也不便去打扰先生，所以一年多以来，尽管常从先生门前走过，也没跟先生说过一句话，只晓得先生姓贺，很少外出，孤身一人，常在家里端坐着。   

　　2006年的一天，先生隔壁的周荣宗老师因病突然去逝，那时周老师仅50出头的年龄，家有一个八旬的老母和大学尚未毕业的儿子。周老师在学校专门从事印务工作，平时善于言笑，大家对他也很熟悉。可他的突然病逝，让我感觉到生命的瞬息无常??????????????——一个好端端的生命，转眼间说没就没了。听旁人说，周老师去世，先生题了一副挽联并捐赠1000元钱以表哀悼。从此我才知道先生是一个大爱之人，并开始注意先生了：先生退休已有十余年，头几年还一直在杭州、海南等地坚持教书，先生与我同行，从事语文教育工作有40多年，他孤身一人，终生没有婚娶；每年春节，总有许多学子专程来母校探望先生，有的长达20余年，从未间断。   

　　有一回，我到县城参加一个同学的婚宴，筵席上，认识一个同行，他向我打听贺老先生，说，自己是贺先生的学生，一直有个愿望，想来复兴看望老先生。回来，我跟贺先生谈起了他的这个学生，先生告诉我，这个学生不是他自己班的，是隔壁班的，他只给他们代过一个星期的语文课，先生还能说出这个学生的名字。一个教师，事隔二十多年，还能清楚地记得他当年所代班级学生的名字，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！听说，我也经常亲见，每逢节假日，先生门前总停放着一些小车，看车子的款式和品牌，就知道车主都已事业有成。这些有钱有地位之人，事隔多年，还一直挂念着自己长年居住在乡下的一个普通老师，可见，这位老师该是多么的伟大啊！   

　　所有认识先生的人，都说：“先生，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。”   

　　临终前一年，先生还将他多年订阅的语文报刊杂志转送于我，说是我留着以后有用：有时，还将别人孝敬他的一些水果糕点之类的东西硬塞给我，我执意不收，但看他恳切坚决的神情，我屈服了。偶尔，夫人也做一点鱼肉荤腥之类，叫我送一点给先生，可先生就是执意不肯收受。碰到这样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的的先生，我真的拿他没有办法。   

　　闲暇时，我也喜欢到先生家去坐坐，听他讲白崖寨里许多离奇的故事，或是带我两岁的儿子到先生门前，哄他亲切地喊先生“爷爷”，每每这时，看到先生脸上的笑容犹如一朵在夕阳下盛开的灿烂的纸花，我就知道先生的心情特别的舒畅。   

　　   

　　三   

　　好景不长，2009年的上半年，因伤风感冒先生的肺结核犯了。前两年周老师还在的时候，他的肺结核就犯过一次，是周老师跑到我家叫我夫人去给他看的。那时周老师告诉我，先生不愿意与女子谈话，尤其是陌生女子，大概是“文革”期间，因遭“武斗”，先生不敢接纳一女友的缘故吧，他的父兄就是在“文革”期间惨遭不幸的，因自家成分不好怕连累别人所以终生没娶。这一次，先生病得不轻，吊了几天点滴，不见好转，夫人建议他到大医院做个检查，结果说是癌症，已到了晚期。五一放假回来，先生不在，一打听，说是被学生接到北京的一家大医院动手术去了。先生那瘦弱的身体，能经得起手术的考验吗？在先生去北京的一段日子，我一直挂念着先生，心里在默默地为他祈祷。一个月后，先生回来了。脸上更加清瘦，但依然每天坚持坐在门口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。先生回来的头个把星期，是一个小伙子照料他，那个小伙子听说是他的养子，这养子是先生一个得意朋友的儿子，那个朋友临终前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先生，小伙子现已博士毕业，在上海工作。先生本性就是一个不愿拖累别人的人，哪怕是他的儿子。一个星期后，先生把小伙长沙治疗白癜风最好的专科医院子支走了，代由先生的侄女隔三差五地来看望他。先生在疗养期间，经常有人来探望他。那一段时间，我基本上也天天去看他，有时自己有事，不能去了，他便问我夫人：“礼义今天哪去了，怎么没见到他？”可有时，我到他那儿坐坐，坐得时间稍长一些，他又催我走，说：“你要回去啊，红华（我夫人的名字）在家里忙，孩子又小，去帮帮她吧。”唉，多好的一位先生！   

　　从北京回来，先生康复得很好，每天坚持吃药，打点滴补充能量。只是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端坐着，身子斜靠着椅背，头总是深垂着，也许“先生的大去之宁夏治疗白癜风最好的专科医院期不远矣。”   

　　可是谁也没有想到，先生走得如此的匆忙，如此的平静。就在先生去世的当天上午，他的侄太原治疗白癜风专科医院哪家好女在门前哭得很悲。他的学生一接到恩师逝世的噩耗，也纷纷从外地赶回来，像儿女一样为先生办后事。   

　　整理先生的遗物时，没有找到先生的遗嘱，只在衣柜里找到先生两沓用报纸包得很整齐的钱款，上面都工工整整地写编辑评语一篇很好的写人记事散文，亲切中见真情，质朴中显光鲜(作者自评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