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叙天伦 vccuvhi3

宝芳丞bi

“秋花惨淡秋草黄，耿耿秋灯秋夜长。已觉秋窗秋不尽，那堪风雨助凄凉。”在金陵大观园的潇湘馆里，林黛玉听到窗外雨声淅沥，西子般的愁容又上爬上眉头；于是借着豆黄的灯光，开始闷制这首《秋窗风雨夕》。才起首四句，就接连蹦出了六个“秋”字，不尽的秋意穿透纸背，飒飒而来。   

　　这首诗模仿的是唐代诗人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全国哪家医院治疗白癜风最好》的格调，特别中间有两句看似如出一辙，实则别具一格。“谁家秋院无风入？何处秋窗无雨声？”拟的是《春江花月夜》中的“谁家今夜扁舟子？何处相思明月楼？”不同之处在于张若虚是疑问，而林黛玉是在反问。疑问是对不确定事物的揣度，谁在江中泛舟？谁又在楼上怅惘？作者和读者都不知道，这就更增添了春江花月夜中虚无缥缈的气氛。反问则是对已知事实的肯定，秋风秋雨一来，任谁家都会受到侵扰，我又如何能躲得过呢？从而更加渲染了秋窗风雨夕里凄凉苦闷的心境。   

　　的确，何处秋窗无雨声？从金陵（姑且认为《红楼梦》中的金陵是南京）往西三千里的巴蜀之地，相同的场景也在上演。那是唐大中六年（公元852年）的秋天，雨水涨满了屋外的池塘。客居梓州（今四川三台）的李商隐又一次从怀里掏出妻子写的那封信，在桌面上摊开，跳跃的烛火把信笺晃得忽明忽暗。   

　　你问我何时返回故乡？提着笔不知如何开场。自去年十一月离开长安后，转眼快一年了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归期。这让我愧于给你回信，纵有千言万语埋在心里，却怎么也写不出来。且寄上一首小诗，聊以慰藉；留下更多的话，就等我回去时再秉烛夜谈吧。   

　　夜雨寄北（李商隐）   

　　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   

　　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   

　　一个人本不寂寞，当他想念另一个人时，才是寂寞的。在这冰凉的雨夜，李商隐孤身一人，形影相吊，但内心却涌动着一股暖流，因为他能够感受到远方妻子的温度。这就是亲情的力量，可以让人在情绪低谷时获得最扎实的安慰。父母双亡的林黛玉恰恰缺少这点安慰，当爱情的滋润也不来眷顾时，她只能自怨自艾，任凭雨打风吹去。“不知风雨几时休，已教泪洒纱窗湿。”（《秋窗风雨夕》）   

　　   

　　夫妻间的感情是从爱情升华而来的亲情，尽管没有血缘关系，却堪比那与生俱来的血浓于水的亲情。所以夫妻关系也被中国人纳入“天伦”的范畴。   

　　传统的儒家道义把中国基本的人际关系归纳为五伦：父子、君臣、夫妻、兄弟和朋友。孟子认为：“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”父子北京国际白癜风医院（包含母女等）之间有血肉之亲，子女要孝顺父母；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，臣子要忠于君王；夫妻之间有内外之别，彼此要相互理解和忍让；兄弟（包含姐妹等）之间有长幼之序，年幼的要尊从长上；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，交往时要与人为善。所以“孝”、“忠”、“忍”、“悌”、“善”被定义为处理五伦关系的准则，这也是自古宣扬的中华美德。   

　　在五伦中，天然形成的人际关系被称为天伦，主要指因为血缘而联系在一起的父子、兄弟，以及旁系血亲。夫妻关系本不在列。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，以血缘为根基，血亲至上的观念一直根深蒂固地伴随着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的发展和更替。春秋战国是中国奴隶社会瓦解和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，这一时期的伦理观念和文学作品中，夫妻关系是明显次于父子、兄弟的。   

　　在《诗经?小雅?棠棣》中这样唱着：“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”当今天下所有人，都不如兄弟来得亲。“妻子好合，如鼓琴瑟。兄弟既翕，和乐且湛。”妻子情投意合，能让夫妻如琴瑟般和谐；而兄弟团聚在一起，能令全家都美满幸福。只有兄弟和睦，才能“宜尔家室，乐尔妻孥”。钱钟书先生对这种“兄弟先于妻子”的伦理观念做出了明确的解释：“就血胤论之，兄弟天伦也，夫妇则人伦耳；是以友于骨肉之亲当过于刑于室家之好。”（《管锥编》）兄弟关系是天伦，而夫妻关系原本只是人伦，因为婚姻结合在一起，才有了血脉的交融。这是后天而成的“天伦”。所以当我们看到《诗经》里冒出“宴尔新婚，如兄如弟”（《诗经?邶风?谷风》）这样的句子时，可不要大惊小怪。   

　　   

　　“夫为妻纲”的伦理观念几乎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，却在最鼎盛的唐朝扭了一下腰。这一时期女性的地位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是最高的。她们不仅抛头露面，还要浓妆艳抹，以袒露自己丰腴的胸部为美；他们不仅交游结社，还会一起打马球、踢蹴鞠，玩着男人们的游戏；他们不仅读书作文，还有机会参与政务议论，甚至坐上龙椅自己当皇帝。这一切似乎都与儒家伦理格格不入，难道说在唐朝的阶级统治中，儒学已无用武之地？   

　　我们回溯那段历史。中国的北方政权在经过北魏的民族融合之后，西北游牧民族与汉族在血统上已经互相渗透，特别在贵族统治阶级。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是鲜卑人，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也是鲜卑人，唐高宗李治的母亲长孙氏还是鲜卑人。唐前三代帝王身上都留着胡人的血，怪不得王朝建立初期，在承袭中原儒家伦理体系的同时，又在本性上挥霍着自由彪悍的胡风。   

　　游牧民族的女性是独立自主的，与男人们共同分担着社会和家庭的责任。白癜风有什么症状这种风气得到唐朝贵族女性的推崇，进而演绎成社会的潮流。唐朝妇女在社会地位得以提升的同时，婚姻家庭中的地位自然也水涨船高。在婚姻订立上，尽管还要遵从父母北京白癜风专科医院之命、媒妁之言，但已经有了相对自主的选择权。《唐律?户婚》中有这样一条规定：成年子女未征得父母同意，已经建立婚姻关系的，法律上予以认同。这就使得红拂夜奔李靖，莺莺私会张生的故事层出不穷，而且还成为美谈。女子结婚后，要遵循“出嫁从夫”的准则，但也不是毫无地位。至少在家庭分工上，妻子掌管仓库及箱柜的钥匙就是一种主流风尚，而且这财政大权一般持掌到儿媳妇进门后才进行交接。如果夫妻两人过不下去了，也可以坐下来协商，好聚好散——“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，不坐。”（《唐律?户婚》）   

　　从结婚到离婚，唐朝女性有了一定的话语权。虽然达不到真正的两性平等，但对于维系和谐的夫妻关系，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。丈夫关爱妻子，收敛了颐指气使的戾气，儿女们也更愿意亲近这样慈爱的父亲；妻子尊重丈夫，并非唯唯诺诺的奉承，自然也会真心地孝敬丈夫的父母。如此一来，夫妻举案齐眉，爷爷含饴